农民明清时代，威海地瘠民贫。如果没有战争或灾荒，人们安居乐业，常年能得温饱，逢年过节一般都改善一下生活。但一遇到天灾、人祸或疫病流行，则要大量死亡。

    从英国强租到解放前夕，农民经济收入主要靠卖花生。食粮以地瓜、玉米为主。日寇侵占期间，农村经济破产。据52个村的调查统计，靠乞讨为生的有1,590人，以出卖劳动力为生的有670人。杨家滩村在解放前共有213户，其中常年讨饭的13户，被迫下关东的36户，当长工的22户，打短工的36户，给人看牛的2户，租地借债的43户。

    1945年解放后，经过减租减息运动，农民生活初步改善。1946年，中农（生活）由过去的12,014户增加到25,450户；赤贫（生活）由过去的2,890户减到680户。

    农业合作化以后，农村整半劳动力平均年收入，1970年前不足300元，1975年超过400元，1977年超过500元，1979年超过600元，1980年超过700元。农民每人平均收入，1956年为64元，1966年超过100元，1978年超过200元，1982年为329.7元，1983年达到566.8元。农民每人平均口粮分配，1956—1972年为300余斤，1973年后增到400斤以上。

1983年30户农民经济、生活情况抽样调查表

    渔民明代，威海渔民虽处海边，但无自由捕鱼之权。“各海口佃纳海租银”、“领印租票”①方可捕鱼。由于渔业工具落后，只能在近海捕捞，生活极不稳定。

    清代前期，“卫人贫甚，无力捕鱼，间有以世守海口赁人暂用者”。②清代后期，沿海渔民仍然靠在近海捕鱼捉蟹维持生活，有的兼种山●（正文第706页）薄地，藉以糊口度日。

    英国强租至威海解放前夕，渔民生活依然贫困，常以海藻为副食。若遇灾年，渔行、渔霸乘机敲诈勒索，渔民就要欠债，甚至破产。不足二百户的靖子村，有渔船118只，先后被渔霸押去57只；有50余户流浪逃荒，70多户以讨饭为生，90多人逃往关东。当时流行在山后一带的“哭五更”民谣，具体地反映了渔民们的苦难生活。

    威海解放后，威海卫市人民政府即贷款给渔民，扶助其恢复生产。1946年，全市有渔民1,842户、约10,000人，年捕捞鱼虾达214万斤，生活有了保障。1956年农业实行合作化后，沿海渔村渔、农并举，收入增多，生活水平高于农业户。1979年，渔民每个劳动力平均分配为1,043元，1982年为1,486元。孙家疃公社远遥村有436户、1,648人，1982年每人平均收入830元，有存款的400户，存万元以上的有20多户、五千元以上的100多户；有250户搬入新居，每人平均住房13平方米；有电视机410台，其中彩电30台；有电冰箱20台，洗衣机100多只，轻骑摩托车30多辆；主食全是大米、白面；衣着与城市一样，有些渔户还穿上毛呢、皮革等高档衣料。

     盐民明代，盐民多用锅煎盐，以肩挑叫卖谋生。后因赋役过重，各场盐民多逃亡，所遗灶地由农民租种。至清初，只有孙家滩盐锅4口、杨家滩盐锅3口。因煎盐资本较大，同治年间改为晒盐，“晒盐之灶户，骨柔于咸，往往痹痿”，“出死力以谋生”。除此之外，往往还受到“胥役借端需索，稍不遂意，平其滩，毁其器”。③民国年间，威海境内产盐区有18个村，有盐田5,616亩，好年头每亩可产盐70担，每担平均价格4元左右。由于设备造价高及盐税重，盐民生活极不稳定。

    建国后，盐民统一组织、计划生产。在六十年代，每个劳力平均年收入350—500元。七十年代前期，平均600—700元。1979年800元以上，1980年以后突破1,000元。

    注解：①②《威海卫志》（清康熙本）。

          ③《文登县志》（清光绪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