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教师清末以后，私塾和学堂的教师都称先生。私塾的先生由办塾人延聘，学堂的先生则由校长聘请。威海卫收回时，小学教师极为缺乏，通过三个途径解决师资来源：一是“检定”一部分塾师，二是到天津、南京等地招聘，三是在中学内附设速成师范班（后专设师范学校）。1930年12月开始甄别塾师，考取35名。同年10月至翌年10月，举行两次小学教员“检定”，总共录取正教和助教203人。1932年，录取合格小学教师占小学教师总数的32.8%。教会学校还有个别的外籍义务教师兼课。

    抗日战争期间，敌占区的小学教员仍行聘任制，私立学校的校长或教员要由商会会长或其它有权势的人员作介绍或保证，然后方能任用。在解放区，小学教师多数由抗日民主政府调派，少数由村政府自行选聘。威海解放后，小学猛增，教师殊缺，人民政府遂于威海卫市第一中学内附设师范两班，培养小学教员79人。1946年，全市共有小学教师611人，另外还开办两期教师训练班，培训教师215人。

    建国后，小学除留用原有的教师以外，主要靠上级逐年分配中师毕业生以及本地培训。1949年，有小学教师472人。1960年开始选用民办教师。“文化大革命”期间，大量补充民办教师，民办教师多于公办教师。1970至1980年，全市民办和代课教师转正以及教师退休子女顶替接班充任小学教师共88名。1979至1982年，分配中师毕业生到小学任教的只有2名。

    英国强租期间，小学教师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校中教师虽不乏硕学通文之辈，而‘之’‘无’仅识、滥竽其间者，实居多数“。①国民政府直辖期间，对师资质量有所重视。从1930到1936年，先后举行六次小学教员“检定”，实行分科考试，合格者发给许可证，分派到小学执教。对校长的学历要求较高，如公立第一小学、公立女子小学，校长分别由大学毕业生、省立第一女子师范毕业生担任。教师不合格的学校责令停闭。1936年，有457名小学教师，其学历分别为：专科毕业生6人，师范学校毕业58人，短期师范毕业84人，中学毕业39人，“检定”及格233人，其他37人。

    据1949年9月统计，全市小学教师448 人，其文化程度为：大学肄业2人，专科毕业1人；后师毕业6人，肄业4人；前师毕业20人，肄业14人；高中毕业6人，肄业9人；初中毕业94人，肄业162人；高小毕业119人，肄业7人；初小毕业4人。1955年以前有称职教师55人，年底全部进行妥善处理。1956年，教育科成立培训组，对全市部分教师进行业务培训。1957年，成立函授师范，对小学教师进行初中语文、数学函授教学和巡回辅导。“文化大革命”期间选拨的民办教师，大部分文化水平较低。1976年，全市中小学教师中，初中和小学文化水平占55%。为提高教师的业务和文化水平，1977年，威海市教育局举办10期教师短训班，培训1,220人次。1978年，对民办教师进行整顿，通过文化考核，辞退14名。1979年，市、社两级办初中和小学教师离职培训班，重点是过教材关和教法关。各校通过以老带新、自学、讲座等，加强业务进修。1981年，1,621名教师中，过教材关的是1,397人；经过培训过教材关的902人，未过教材关的有224人。

    中学教师安立甘堂中学有英籍教师二人；聘中国教师六、七人。齐东中学的校长由董事会聘任，教师由董事长或校长聘请。威海卫收回后，任用教师沿承聘任制，曾多次到外地招聘。抗日战争期间，教师从外地来威海较多。威海解放后，中学教师共有61名。

    建国初只剩下一所中学，教职员26人。1951年，南方大专院校支援山东教育，来威海5人。建国后，中学教师来源主要是靠国家分配师范院校和中师毕业生，中师毕业生为大多数。“文化大革命”期间，各校曾聘请部分“工、农、兵兼职教师”。七十年代初，初高中盲目发展。因各级师范学校长期停办，原有的教师有的被“遣返”回乡，有的转行或退职、退休，师资一度奇缺，采取层层拔高的办法。1970至1980年，民办和代课教师转正任中学教师共122人。1973年以后，大部分大学工农兵学员毕业生陆续充实到中学教师队伍，中学教师依然缺额。1979年，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部分教师重新回到教学岗位，并从外地调配一部分。1980年以后，有57名高师和中师毕业生分配到中学任教。

    中学教师文化程度，安立甘堂中学初创时的教师，都是大学毕业。齐东中学校长董木卿系北京法政大学毕业生，聘请的教师虽不少是大学毕业，但很少是学教育的，有的只是本地学有专长的人。

    威海收回时，中学教员有23人（专任19人，兼任4人），其中留学外国获得有博士学位的1人，大学毕业的8人，专门学校毕业的2人。据档案记载，1933年，私立育华初级中学的教员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1936年威海卫管理公署年报统计，中等学校教师的学历情况是：师范大学8人，专科学校25人，师范学校2人，中学3人，其他10人。